作者简介：任远，富达注册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富达平台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人口红利”在最近十多年来被广泛地加以讨论📴。人口红利从人口结构性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论述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这些讨论对于理解国家发展和预判未来趋势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过分强调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或者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威胁，也容易陷入“人口决定论”的错误认识🌔⛺️。

实际上🎨，从人口结构转变来看，我国196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了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的下降☞🫃🏿，但也只是到了1970年代末期以后“人口红利”才真正开始实现。在1960年代的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红利”不仅没有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由于过分重视重工业和不能充分解决城市就业，使得大规模劳动力人口的“红利”还表现为城市就业的风险🚉，并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1960年代后期 “上山下乡”的出现。只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资本投资和工业化发展🔐，才使得人口结构变动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成为现实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确实对经济增长、对投资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但与其强调“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改革开放的制度变动，才是1980年代经济奇迹的真实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历史地分析“人口红利”和国家发展关系的目的在于说明🍨🎩，人口结构性转变的“红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种潜在性的影响，这样的“潜在性的红利”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通过制度改革⛓，才能够转化成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同样，当前我们确实面临着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人口红利”减弱或者逐步消失的挑战。我们看到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从2011年开始已经下降，而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从2012年开始也已经下降📢，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社会抚养系数也开始转头向上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减弱对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值得警惕的🧜🏿‍♂️，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人口结构性变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能也不必要对于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而惊慌失措。

实际上与其考虑如何避免“人口红利”的消失，还不如深入思考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进行新的调整🕢，从而应对人口变动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反而能够开辟出适应未来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新的发展机遇。“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带来发展的挑战，但也同时创造出一些新的发展机遇，或者可以说是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

第一种新的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生育率下降推动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口死亡率下降带来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寿命的延长🙁，共同增加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得以可能。只要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红利消失”就可以转而被新生成的“人力资本红利”所替代💂🏼，并创造出新的发展动力🧑🏻‍💻🕘。这也就要求以劳动力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成为以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转变成为更加依赖人才👷🏻、更加依赖知识技术、更加依赖健康促进的发展模式，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投资和充分利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单位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物质和社会财富，这样的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新红利就能够延长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促进“人力资本红利”发挥作用，才能真正落实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使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以实现🍙。因此，在人口结构性转变背景下新生成的“人力资本红利”实际上有可能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的下降，并构造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第二种新的人口红利是 “消费和服务红利”。“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典型特点是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下降🧑🏿‍🔬👳🏻‍♀️，在此人口结构变动下带动了投资率的提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人口结构转变带来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下降，会造成人口红利的减弱，带来投资率的下降🏊🏽，但在另一面则相应带来消费率和服务需求的提高💯。这种消费和服务的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养老⏭、护理等等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对非劳动力人口教育💲、健康等等家庭社会开支，但这些包括了各种服务和消费的消费率提高🫱，也有可能构成人口红利减弱以后的新的发展动力。这也意味着一个推论，如果消费和服务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于投资率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的“传统人口红利”的减弱也就能够被增加着的“消费和服务红利”所替代。同时🦧，这样的增加着的“消费人口红利”本身意味着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并且形成一种以服务为导向的、以福利幸福为追求的经济社会模式，避免了过分重视GDP对发展本质的扭曲🍓，和对民生幸福的不利影响🤦🏼。

第三种新的人口红利是“老年人口红利”。这样的想法可能被认为是岂有此理和天方夜谭🏄🏽‍♂️，因为老龄化水平提高正是被广泛讨论的人口红利的减弱和社会负担提高的原因。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健康预期寿命在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的存量也在增加。那么，如果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快于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总体上由于“传统人口红利”减弱所带来的生产能力损失就能够被生产性老龄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贡献增加所替代。其实🚴🧗🏼，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老龄化的总体趋势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老龄化过程客观上不是一个悲观的现象，其实际上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因为预期寿命的提高正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能力🫵🏿、人类自身生命成长的表现。因此，在充分认识老龄化过程对于经济社会确实带来诸多挑战和不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有另一种颠倒过来的思路🙆‍♀️。就是生产性老龄社会建设本身就是蕴含着解决“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思路，并为开辟新的人口红利提供可能🍄。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则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并可能有着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但是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这样的新人口红利和1960年代出现的人口红利一样🌵，并不必然地就会实现。如果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不适应未来人口变动和结构性转变☂️，人口红利减弱才真正对国家长远发展带来威胁。要实现这些新的人口红利，要求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创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改革，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快向创新经济转变、尽快向消费服务经济转变、尽快向生产性老龄化社会转变。要加快转变的速度，才能够适应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快速转变🏢，适应传统人口红利的下降，在这样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红利、消费和服务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才可能内嵌成为经济社会成长的积极力量🧜🏽‍♀️。

因此传统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未必是悲观的结果🔱。国家发展面临重要的人口结构转变时期，也必然要求面临重要的发展模式转型和制度变革，才能在人口结构转变的转型中孕育出更加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在人口结构转变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进行刻舟求剑式的人口和发展政策实际上是并不现实的，需要做好准备向一个人口结构性转变过程中的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加快转型，以及向着更远的未来不断转型。

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众号“观云集”10月16日文🧜🏽，微信号：renyuan_guanyun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