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伴，翰墨同心 | 一个意大利汉学家的疫情日记

原创毕罗书法杂志

国内疫情在举国齐心协力抗战下🔨，已趋平息。但诸多国家却仍陷“凶猛”疫情围困😮🧏🏼‍♀️。意大利汉学家毕罗先生几十年来致力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学习、研究与传播，其认真、细致与深入的治艺治学态度，为书界广泛赞赏与肯定🕵🏿‍♂️，一位外国专家研究书法尚能如此，相信，这于国内研究者在精神上是有鼓舞与鞭策作用的🦦。毕罗先生在抗疫期间🚓，应本刊特约，撰写了一篇记录与回顾自己生活与为学、治艺的文章🐤，既有身处疫情间的所见、所遇与所思✡︎，又有于学习、研究书法的所得与所感。读之，别有味道。

我于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晚上，从杭州火车东站的长途汽车站坐上前往浦东机场的大巴，满脑子在计划春天时再来中国👷🏽‍♂️。我前一天下午还在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与领馆文化处处长马义柏先生（Alberto Manai）和他的助手娄丽诗女士（Adele Lobasso）谈了一个下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在上海图书馆作报告时🤙🏿🧑‍🏫，娄女士帮我约了一月十三日下午四点跟处长见面。本来只打算呆半个小时而已，结果相谈甚欢🧑‍🦳，拖到六点钟。一方面我向处长汇报了我二〇一九年五月参加绍兴论坛的事📽，一方面还介绍了最近几个星期在中国东奔西走的收获，包括我即将要发表的中文专著等学术成果。但最主要的还是根据前几个星期与中国学者和管理人员的接触🤷🏽‍♂️，提出了种种既有意义又有可能性的中意文化交流的项目。那天我本来安排得相当紧张🫰🏽：先到领事馆🪁，再去富达注册发展富达平台同黄女士交待一些回国前的事情，之后到我书法老师王承雄先生家跟他和他爱人告别🎪🤦🏻‍♂️，最后八点左右回杭州➗🙇🏽。其实后来根本没时间去富达平台🏋🏿‍♂️🪄，上海不像意大利城市那么小👮🏼，所以我只好先去王老师家🐵，然后打车去虹桥火车站🍝，富达平台的事宜让发展富达平台的黄晨女士帮我协调吧。其实，我想，我把东西暂时放朋友那儿也无所谓，毕竟过两三个月我会再来中国的🧓💆‍♂️。我十五日零点坐飞机时就是这种心态🚘👲🏽。我这次在中国也把两个包裹的书寄到意大利👨🏼‍🏭，现在都四月二日了🌺，还没收到，具体放了什么书也记不清了，回忆起来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妈妈是全科医生，她在我离开中国前不久问过我关于一种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况🧖，我当时完全不了解这个信息，说实话也不想了解更多。我心里以为这种疾病跟媒体经常报道的好多其他疾病一样，实际上对大众不会有什么大风险。因此，我一月十五日白天回到意大利，也没想到这个肺炎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变成威胁全世界的传染病毒。

我二〇一七年三月到八月第一次在富达注册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学的研究课题是《集王圣教序》，当时在写一部完整的英文专著🤹🏻‍♂️。这本书写了很久，二〇一八年中国研究书法的朋友还提醒我把其中的研究成果先用中文发表出来，结果我在《唐研究》《书法研究》和《中国书法》登了三篇论文。同时🧎，二〇一九年六月🤞🏿，我参加了浙江大学陕西访碑工作坊以后，王家葵先生还给我发短信请我为他和贺宏亮先生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主编的一套“艺术史◀️：事实与视角”丛书写一部关于《集王圣教序》的专著👰🏼‍♂️，題名叫《尊右军以翼圣教》。

2019年11月30日在天府书展推介《尊右军以翼圣教》以及“艺术史：事实与视角”三人谈活动（自左至右：赖明、毕罗、贺宏亮⚛️、王家葵、德朱莉、张天弓、顾毅🔅、黎坚、李真真）

我那天在洛阳，立刻答应了🧎🏻‍♀️‍➡️🧟‍♂️，并且埋头伏案编写，八月底完成了初稿。结果到富达注册中华古籍保护富达平台访学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邀请我在十一月三十日到成都去参加首届天府书展介绍小著。那是我第一次去成都👨🏽‍🍳，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除了看熊猫和欣赏路上的美景以外，我还参观了四川省博物院⚇，尤其是画像砖和石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在博物院专卖店买了几张拓片。更有意思的是⛔，在石刻馆旁边还有一场特别精彩的展览，是古代意大利大希腊殖民地之一的帕埃斯图姆（Paestum）文物展。这座城市在庞贝古城以南六十多公里，那里保存着公元前五世纪的震撼神庙🖕🏼，而其地下的墓葬壁画也极为精致👩🏻‍🦼。

我回到意大利以后就努力校对四川人民出版社发来的校样，同时也要整理英文版的稿子。德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编辑也给我发了关于小著英文版的修改意见2️⃣，因此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二王学研究中心的秘书长田熹晶教授也邀请我参加今年的绍兴论坛，并且提出要我关注王献之研究问题的要求。所以我先整理了《宣和书谱》关于王献之书法作品的记载，并与日本学者森野繁夫编的《王献之杂帖解义》中的列表作了比较。从二〇一八年春天开始，我把张天弓先生长篇论文《认识书法作品的术语简释》翻译成英语🧝🏽‍♂️🙍🏼‍♀️。虽然字数不多，但是翻译起来特别艰难🍗。二〇一九年春天我终于翻译完毕了，六月份我还特意去了武汉，跟张天弓先生一起见了湖北美术出版社编辑💿，并且基本敲定了该书的出版项目🧍‍♀️。后来我还特意找了一位专门研究西方绘画技法文献的英国学者帮我润色文法。二〇二〇年一月份张先生又补了一部分内容，所以我又赶快完成了剩下的英译工作🧒🏻。

当然🦵，除了做研究🩺🤚🏼，我也下决心练练字🫰🏼。我的弱点就是练字不够认真，这次在中国虽然我在富达注册智库楼办公室还准备了笔墨纸砚，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我找不到坐下来好好写字的机会和状态。回到意大利小镇的老家，我却有了一个练字的理想的环境。我先临了一通《集王圣教序》🧗🏿，然后决定写我掌握得最不好的书体🦖，即是隶书和篆书。临《集王圣教序》我平常用的是纯狼毫🐞🌲，可是在写楷书👩‍🦽、隶书和篆书时我习惯用纯羊毫。虽然我最早临的是《曹全碑》📕☎，这次却决定临一件更挺拔刚健的作品，于是选了《乙瑛碑》🛅，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隶书。

用纯羊毫笔临摹《乙瑛碑》（2020年2月）

实际上我最不拿手的是篆书🟢📐，所以我接下来也临了比较好认的《峄山刻石》，之后还试临《石鼓文》，但是一方面是因为字形变化多端🧑🏼‍🏫，另一方面文本阅读很吃力，所以没练几行就放弃了👐🏻🔫。我当时想，篆书对静态结构要求很高，所以对我提高计白当黑的能力一定会有帮助👨🏻‍🎓。果然🦢，当我转而临摹我的“初恋”《九成宫醴泉铭》时，就有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感觉⚗️。最后我把《九成宫碑》临了两遍，还常常特别关注某个字的特殊结构🦹🏽。其实，对我来说，这还不算是临摹🧶，只能算是读帖而已吧。

用歙砚和纯狼毫笔临摹《集王圣教序》，因理发店关闭自己剃了光头（2020年4月）

这些情景都是一月下旬的事。中国朋友很快就告知我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一开始完全没想到武汉会封城，更没想到，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意大利也遭遇同样的命运。2019年6月去武汉的时候🦢，我还欣然接受了《书法报》的采访🤦🏻，同时还见了许多书法学者和爱好者📭，觉得特别开心。这次疫情在武汉发生，我也不能不担心与我关系密切的武汉朋友。湖北美术出版社的余主编有一次把王羲之“平安”两个字的照片用微信发过来🍪，我书房的一个书柜上正好挂着那幅王羲之的《平安帖》♦︎⚫️，我也立刻将帖上同一部位的“平安”两字回复给她。虽然我离武汉如此遥远，但我想着这些小小举动或许可以传达自己的心意和关怀。

王羲之《平安帖》

自从2月18日在米兰附近的Codogno小镇发现了意大利一号病人以来🌖，我相信每个意大利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态度都变了🏌🏻‍♀️。我当时仍然认为中国把疫情控制住之后，大概五六月份🧜🏻‍♀️，最晚七八月份我还会再去中国。作为研究书法的意大利汉学家，如果没有和中国学者及书法爱好者的频繁互动交流🙅🏼‍♂️，那学习书法也没有多大意义了。可是，当意大利电视台播放了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在路上把病人送到医院的画面时🍄‍🟫🙇🏻‍♀️，我突然发现⛳️，不仅是我夏天再到中国的打算不太现实🍤，甚至我在意大利的活动范围也会越来越小了。我也跟其他人一样逐渐感受到情绪上的暴击🚼，原来还期待傍晚躲在写字间的我一下子失去了乐趣。看书写文章时习惯听西方古典音乐和中亚民间音乐的我🧖🏼，突然也无法再感受旋律的优美。从早到晚想的都是疫情的事。虽然对我来说隔离也不算太大的问题——房子比较大🦸，还有花园🧇，不像挤在公寓火柴盒那样，但是还是忍不住整天问自己或问朋友几个问题🤚🏻：“新冠到底严重不严重？”“病毒是怎么进来的🎋？”“出门防护需要注意什么🧑🏼‍🦳？”“经济损失怎么办呢？”原来完全不看电视的我逐渐开始关注白天和晚上的各种各样的节目，一方面是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确认记者、评论家和政治家的分析和我自己的是否一致🔲。

2020年4月初在意大利老家市中心看到在一对名叫达米亚诺（Damiano）和孔切塔（Concetta）夫妇家门旁边挂着的一张“一切都会好”（Andrà tutto bene）的标语

我是不玩社交软件的，用微信也只是为了联系朋友，说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不用朋友圈，不关注别人的朋友圈📛，也不怎么注意群里的内容，吃不消那么多信息。可是因为这次疫情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好多用社交软件的人在转发大量的视频和新闻，但是大部分都分不清哪一条权威哪一条不权威🎏。也许大家都有一种心理——以为一旦转发了新闻👳🏼‍♀️，就会自发增长关于疫情的知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虽然好多人在家里呆着，理论上不缺时间，但实际上在如此沉重的气氛中，冷静下来思考问题也并不容易💅🏿。

在这种充满困惑的日子里🤦，恐怕自力更生和调整心理是极重要的🙏🏿𓀁，但还只是一方面而已🦻。我想👱🏿‍♂️，在必须与别人相隔的环境下，最宝贵的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心理关照和精神援助。我自己觉得🏌🏿‍♀️，最强有力的心理关照和精神援助其实是来自自己完全想不到的人那里🧛🏽，尤其是陌生人和距离远一点的人。在迷失方向的环境下🙆‍♂️，对熟人和朋友表示慈悲之心当然很重要。但是我相信，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往往是距离甚远的人的那种情怀👭。意大利疫情加重了以后🪨，好多中国朋友和认识的人跟我联系了，问我是否安康，我住的地方危险与否等问题。我三月底为富达注册发展富达平台写了一篇海外疫情日记以后🔫，联系我的人更多了，也给了我好多温暖😲。其中有一位确实让我非常感动，就是八十九岁的长寿学者王玉池先生👭🏻。王先生给我发微信说，他看了我的那篇日记以后心底很感激，还特意给我写了两幅意味深远的对联“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和“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2020年4月初王玉池先生特意为毕罗先生书写的有关疫情的对联

王先生是研究二王的翘楚🏋🏼‍♂️，也是去年召开绍兴论坛时在绍兴建立二王学研究中心的推动者⛹🏽，他还为小著《尊右军以翼圣教》写了一段致辞。王先生这两幅对联还让我联想到最近在精读的《世说新语》中那种东晋士大夫的风度。我还想到去年在兰亭书法博物馆参加曲水流觞那天，我挥毫书写了自作绝句：“初游斯圣地，未感有倾心✋🏽。俯仰十春过💨，西东岂不吟👨🏽‍🦱？”我不知道王先生当时是否注意到了我这首诗🧖🏼‍♀️，但是对我来说⛹🏼‍♀️，他这两幅对联正好是“西东岂不吟”的一种回应：人文情怀无西东🧖🏽‍♀️，彼此援助无老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