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奥斯汀是一个悠闲的大学城，当时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有个名叫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的学生开始在宿舍里卖电脑𓀎👨‍👧。

那时，德克萨斯州的首府也许更出名的是高帽子，而非高科技👩‍🎨。但戴尔创办的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吸引了一大批人才👨🏽‍🍼，使奥斯汀成为一个技术中心。

Enrico Moretti研究了“集聚经济”自身发展及其推动增长的方式👨‍👧‍👧。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一篇论文中(DOI: 10.1257/aer.20191277)🙏，他发现，当发明者与该领域的顶尖人才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会产生更多的专利研究。

尽管有人猜测🙋🏼‍♂️，在远程工作更加流行的世界里，科技集群的相关性将会降低。但Moretti表示，科技集群在疫情后仍将蓬勃发展。

Moretti与Chris Fleisher讨论了集聚问题，也谈论了纽约罗切斯特的柯达公司（Kodak）这一案例研究关于集群对创新的影响的启示。

Chris Fleisher：集聚经济的概念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为什么你认为它在当下特别有意义？

Enrico Moretti🐭：创新行业的工作在空间上非常集中🧑🏻‍🏭，这对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非常重要，而且这一现象对社区的经济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能够吸引这些行业的社区往往在收入及其增长方面表现出色。而那些吸引不到的社区的收入及其增长率要低很多🙆🏻‍♀️。因此，对经济学家🧑🏿‍⚖️、社区及政策制定者来说，总体了解创新领域的工作集聚情况是很有趣的。

Fleisher😷🚴🏽‍♂️：你特别关注了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及其主要企业柯达。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

Moretti🤹🏽‍♀️：纽约的罗切斯特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明显的自然实验案例，使我们能够研究当技术集群的规模因外在原因而发生巨大变化时✌🏻，发明者的生产力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罗切斯特是最重要的高科技集群之一。它的主要企业是柯达，但随后柯达发生了一些变化（与罗切斯特的当地经济或政策无关）🩻🧚🏼。柯达销售的主要产品是摄影用胶卷⛹🏻‍♂️，但由于数码摄影的出现，胶卷基本上已经过时了。由于柯达开始裁员并大幅缩减规模，罗切斯特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从1996年开始显著萎缩🕷，随后几年也是如此。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我研究了那些不在柯达公司或摄影行业的发明者的生产力情况𓀓。我发现，在罗切斯特👩‍🌾，高科技行业规模变小导致发明者的生产力大大降低。他们在特定年份创造的人均专利数量比集群萎缩前要少。

Fleisher: 迁移到一个规模更大的科技集群的影响取决于你来自哪里和你要去哪里👦👴🏻。你说一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发明者，在2007年从平均水平的城市（例如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搬到集聚水平排在第75个百分位的城市（例如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一年内发明的专利数量将增加12%。集群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

Moretti👨🏼‍✈️：总的来说，对于高科技行业和创新行业🤓，我认为有两个重要路径可以使更大的集群产生更高的生产率。第一个路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事实上，当你在生产新技术、新想法、新产品的时候，和同领域的其他人聚集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茶水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交换想法和问题。

第二个可能的路径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匹配的质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更大的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匹配的质量更高，特别是对于那些拥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比如我的样本中的发明者🐚。这些人非常专业化，所以在更大的集群中，他们可以找到需要他们专业技能的企业。企业也是如此。在更大的集群中，他们可以找到拥有其所需技能的发明者。

Fleisher: 我们知道集群为什么开始形成了吗🎋？它是自发形成的🧜🏻‍♀️，还是城市和州为了吸引新企业而极力促成的?

Moretti：这是一个价值万亿的问题👨‍👩‍👧，因为很多没有重要高科技基础的社区都在苦苦挣扎↙️，它们试图通过提供激励措施以及（或者）其他正式的地方政策吸引外来的公司。当你观察像西雅图、硅谷或奥斯汀这样的地方👃🏿，以及那些小得多的地方，很难找到直接从地方政府或州政府的明确政策中产生集群的重要例子🫸🏻。据我所知，在大多数情况下💁🏼‍♀️，典型的模式是本地公司自发出现，并成为集群集聚的开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微软（Microsoft）搬到西雅图后👮🏿‍♀️，后者的技术集群开始出现。西雅图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软件集群。事实上🔢，比尔·盖茨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创建了微软🤵🏿‍♀️✖️，因为他的大部分客户都在那里。70年代末，出于个人原因（而非经济原因）👩🏻‍🦯‍➡️，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决定把公司迁到西雅图🤳🏻。在他们迁移之后💿，微软迎来了惊人的增长。西雅图成为仅次于硅谷的第二大软件生产中心📯。在那之后，我们见证了内生的结果——许多其他集群也诞生于此⚖️。

Fleisher: 这意味着富裕的区域将变得更加富裕。这些集群能够提高城市的生产力，但财富集中在少数城市又会导致更多地区不平等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权衡💄？

Moretti: 一方面，通过将研究人员和发明者集聚在少数几个城市，美国总体上产生的创新多于将这些劳动者平均分配到所有城市🌍。另一方面🥒，这造成了空间上的不平等🏄🏻‍♂️，一些社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创新人员，而其他社区则远远落后💲👃🏻。

定量地来看，我发现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发明者的集中度是惊人的🏇🏿。美国每年70%的计算机科学专利都集中在10个大城市。其他领域的比例甚至更高，比如半导体领域达到了79%。生命科学的比重约为59%🈳↔️。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集中度，而且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我还发现自70年代初以来🚅，大集群的集中度还增加了🤵🏼‍♀️。

一方面🤷🏻‍♀️，那些（旨在吸引新企业的）政策将为那些没有太多创新部门的地方带来优秀的发明者。另一方面，由于发明者遍布各地💕5️⃣，整体生产率将出现明显的总体损失。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当你在地理上重新分配掌握高技术的发明者😙，令美国每个城市在各领域的发明者数量相同，美国的专利总产量将下降约11-12% ……如果我们要更平等地传播创新活动，就必须付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这只是表明公共政策需要权衡🧑‍🌾。

Fleisher: 就其本质而言，技术集群与邻近性有关🕴🏻，不过这在疫情期间被阻断了。但你并不觉得发明者所在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为什么你认为关于“我们正在向远程工作的世界发展”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

Moretti: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经济力量聚集了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者，疫情结束后，经济力量还会发挥作用。我认为，“与2020年2月之前相比🐻，疫情之后集聚的吸引力将大幅下降”这一判断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成立的理由。我在研究中发现的生产力优势🧜🏿‍♀️，会在大流行病之后继续存在。这将强烈激励工人和企业继续保持集聚。

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冠疫情过后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可能会看到与大流行病相关的远程工作的规模扩大。但我觉得，“一旦疫情结束🟧🛀，大量的美国工人将被允许百分之百地在家工作”这种想法有点天真。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量在办公室工作的美国员工将被允许每周在家工作一到两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之间的联系将会恢复，这意味着为了获得那些优秀发明者和高生产率的劳动者✈️🥠，企业的工作仍然需要保持现在的状态——集聚在昂贵但高生产率的集群。